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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端與落地:“互聯網+”時代農村養老難題與路徑選擇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農業經濟科學論文發布時間:2022-04-27 09:08:09瀏覽: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發展,智慧養老將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以及滿足日益增長的養老服務需要的新模式。我國農村地區老齡化態勢加劇,在農村地區施行智慧養老模式,滿足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需要,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赯省6個農村地區智慧養老模式實施現狀的調查發現,智慧養老模式的實施有助于提升農村老年人的生命質量。

           摘要:隨著“互聯網+”時代的發展,智慧養老將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以及滿足日益增長的養老服務需要的新模式。我國農村地區老齡化態勢加劇,在農村地區施行智慧養老模式,滿足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需要,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赯省6個農村地區智慧養老模式實施現狀的調查發現,智慧養老模式的實施有助于提升農村老年人的生命質量。但農村地區的智慧養老推行仍然存在困境,農村老年人對智慧型設施使用不熟悉、機構中專業化人員缺失、政府在推行過程中“重規模輕服務質量”導致智慧養老模式在農村地區難以落地。應該健全農村智慧養老專業人才培養體系,搭建農村智慧養老服務網絡,建立城鄉一體化智慧養老平臺,促進農村智慧養老模式得以真正實施。

          關鍵詞:“互聯網+”時代;農村地區;智慧養老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2096–7640(2022)01-0078-08

        廣東農業科學

          《廣東農業科學》創刊于 1965 年,是由廣東省農業科學院、華南農業大學主辦,由廣東省農業科學院主管的農業綜合性學術期刊。近年來,在各級領導的親切關懷和編委會全體成員的大力指導下,該刊不斷深化改革,推進期刊體制創新,刊物質量和社會影響力不斷提高,實現了從求生存、謀發展到創品牌的轉變。

          一、引言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2020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顯示,農村老齡化水平明顯高于城鎮,農村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鄉村總人口的比重達到23.81%,農村老齡化問題日益顯現。[1] 截至2018年底,Z省下屬的6個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60周歲及以上的老年人高達30.14萬人,占該地區總人口的21.95%,2015年至2017年,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占該地區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18.84%、19.46%、20.15%。[2]地處長三角經濟帶的Z省農村地區的勞動人口向長三角經濟更為發達的地區流動,農村人口“空心化”[3]導致農村老年人贍養問題加劇。同時,以往常見的代際同住現象的減少亦使老年人在日常照護和精神慰藉上面臨雙重匱乏的危機。[4-6]傳統的“4—2—1模式”加重了子代贍養的經濟負擔,贍養老年人的資金不穩定,養老資源更加緊缺。[7] 城鄉二元結構模式擴大了城鄉基本養老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差距[8],多數農村人口未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范圍,地域間養老保障水平差異顯著。[9]基于以上背景,學界對農村亟須解決的養老服務供給難題展開了積極探索。

          “智慧養老”的概念由英國學者最早提出,即通過政府、社區、醫療機構等物聯網系統平臺,為老年人提供智能化的養老服務。[10-11]互聯網技術促進了社會生態的全面轉型,智慧養老亦借助數字時代的技術手段,為城鄉養老服務供給體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的生存質量提供了更多可能。國內對智慧養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智慧養老服務質量、養老體系構建、智慧信息平臺運營以及智慧養老服務使用意愿等方面[12-14],而關于農村地區的智慧養老效用鮮有涉及。[15]本研究基于智慧養

          老模式,將研究重點聚焦于農村地區,剖析“互聯網+”健康養老在農村地區的實施現狀,以期提出適應農村地區的智慧養老路徑,推進城鄉養老服務供給體系一體化發展,助力鄉村振興。

          二、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互聯網+”養老模式帶來了傳統養老服務模式所不具備的功能,可以更為快捷、有效地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養老服務。但是在農村地區,當地老年人對“互聯網”等新技術的使用還存在一定困難。比如,政府推動的“智慧養老”建設是否能夠讓農村老年人享受技術帶來的便捷和服務?哪些智慧養老建設對農村老年人的生命質量產生了影響?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回答。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筆者2019年10—12月在 Z省進行的問卷調查。智慧養老建設受限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因此筆者按照2018年度GDP排名情況,在Z省選取了排名靠前的6個市作為調查點,并采用隨機抽樣方式在每個市抽取1個農村社區進行問卷調查。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護法》中“老年人是指六十周歲以上的公民”這一年齡界定,本研究將年齡在61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納入研究對象,共獲得200位61至80歲年齡段老年人的有效數據。

          (二)變量設置

          1.農村老年人的生命質量

          生命質量(quality of life)這一概念最早是臨床醫生用于評價某種治療方案或藥物療效的指標。[16]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生命質量”作為“健康”概念的延伸,將其定義為“作為個人在其生活的文化和價值體系中對其生存地位的體驗,至少應該包括個人身體健康、心理狀態、社會關系等三個維度”[17]。因此,本文用生命質量這一指標來衡量農村老年人在智慧養老背景下的生活狀況。

          對農村老年人的生命質量采用自評方式進行測量,問卷由簡明健康調查問卷(SF-36)改編而來。 SF-36測量的信度和效度均經過專門化檢驗,且簡便易懂,應答率較高。SF-36的測量內容包括生理功能(PF)、生理職能(RP)、軀體疼痛(BP)、一般健康(GH)、活力(VT)、社會功能(SF)、情感職能(RE)和精神健康(MH)8個維度。

          本研究的問卷參照SF-36量表的8個維度設置了40個問題,選項分為“是”和“否”兩類,分別賦值為1和0。例如,對調查對象進行提問,“和1年前比,您的健康狀況是否變好了”,“是”賦值為1,“否”賦值為0。對所有問題的得分進行合并處理,所算出的每個樣本在改編后的SF-36量表的總得分,即為所調查的農村老年人的生命質量。

          2.智慧養老

          本次調查結合以往研究對智慧養老維度的劃分,圍繞農村地區智慧養老的現狀及需求,將“智慧養老”概念操作化為農村老年人對智慧養老設備的了解及掌握、老年人對智慧養老項目的認可與需求、社區智慧養老服務設施、機構智慧養老服務人才的專業水準、老年人對居家養老健康與安全監測設施的使用情況等5個部分。每個部分作為一級變量,下設二級變量。把二級變量的每個問題的選項分為“是”和“否”,分別賦值1和0。根據所屬的一級變量,對每個二級變量的得分進行合并處理,分別得出所取樣本在這5個部分的智慧養老情況。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對“智慧養老”與農村老年人生命質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數據分析采用 SPSS20.0完成,同時輔之定性研究方法,通過收集相關農村養老等方面的文本資料、對農村社區養老院工作人員的訪談,分析當前農村智慧養老的困境。

          基于研究問題和研究變量,本研究的假設為:智慧養老的建立有助于提高農村老年人生命質量。

          假設1:老年人對智慧養老設備的了解及掌握程度越高,其生命質量得分越高。

          假設2:老年人對智慧養老項目的認可與需求程度越高,其生命質量得分越高。

          假設3:老年人對居家養老健康與安全監測設施的使用情況越好,其生命質量得分越高。

          假設4:機構智慧養老服務人才的專業水準越高,老年人的生命質量得分越高。

          三、研究發現

          (一)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

          在剔除核心數據缺失值后,共得到200個有效數據。其中,61至70歲的老年人占比69%,71至80歲的老年人占比31%;男性占比52%,女性占比48%。所取樣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小學學歷以下的占比35%,小學、初中及高中學歷者占比分別為35%、20%和7%,?萍耙陨蠈W歷者占比僅為3%。所取樣本中,留守現象較為嚴重,老年夫妻一方與子女均在外務工(類型一)的占比2%,老年夫妻在家且子女均外出務工(類型二)的占比69.5%,至少有一位子女照料且老年夫妻一方在外務工(類型三)的占比14.5%,至少有一位子女照料且老年夫妻均在家(類型四)的僅占比13.5%(見表1)。

          (二)數據分析

          1.農村老年人智慧養老的基本情況

          表2給出了所選取樣本的智慧養老情況。個人層面,農村老年人對智慧養老的了解程度較低,能熟練使用交流軟件以及電腦的老年人不足20%,能熟練使用手機的僅為25.9%。農村老年人對智慧養老的概念不熟悉,超過三成的老年人對保障其人身安全的監控設施以及GPS定位系統等表示抗拒。社區層面,“互聯網+”滲透力不足,服務供給的智能化程度較低,大約四成受訪者沒有通過線上app系統鏈接社區服務的經歷。機構層面,少于50%的從業人員掌握專業心理咨詢技能,表明農村心理健康領域的人才稀缺。僅有50%左右的從業者能夠從事有效的醫療保健工作,有40%左右的從業人員學歷在本科以下,且未拿到行業資格證。機構作為智慧養老實踐落地的重要載體,其從業人員的專業化程度不高,跨學科能力不強,基層從業人員隊伍良莠不齊。

          2.智慧養老對農村老年人生命質量的影響

          本研究建立了一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模型調整后的R2為0.075,模型的解釋力尚可(見表3)。從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來看,對智慧養老設備的了解及掌握程度(Beta=0.251,p<0.01)以及社區的智慧養老服務設施(Beta=0.265,p<0.01)對農村老年人生命質量的正向影響十分顯著,即這兩個維度對智慧養老的推進較為關鍵?梢,農村老年人對智慧養老設備的使用和掌握越熟練,越能夠享受到智慧養老所帶來的高效優質的養老服務,其生命質量越高。社區智慧養老服務設施越完善,農村老年人越能夠在社區享受到相應的智慧養老服務,其生命質量也就越高。

          居家養老的安全監測環境(Beta=0.072,p<0.01)、對智慧養老項目的主觀認可與需求程度(Beta=0.053,p<0.05)以及機構人才的專業水準(Beta=0.042,p<0.05)都對老年人的生命質量產生顯著正向影響,成為智慧養老計劃實施的重要內容。居家養老健康與安全監測設備的使用,能夠幫助老年人隨時關注自身健康狀況,在老年人遇到突發危險狀況時,可以第一時間有效地提供援助,這對于保障農村老年人生命質量至關重要。對于智慧養老項目的主觀認可和需求程度則反映出農村老年人對智慧養老的使用狀況和接納程度。這意味著農村老年人越是愿意接受智慧養老帶來的便捷服務,其生命質量越高。機構人才的專業水準則間接反映智慧養老的實施狀況,其專業水準越高,農村老年人越是能夠享受到專業的智慧養老服務,其生命質量越高。

          3. Z省農村的智慧養老難題

          (1)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農村老年人。

          在老齡化的進程中,農村老年人的特殊性日益顯現。與城市老年人相比,農村老年人在獲取各類社會資本以及增能賦權機會等方面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本文將Z省農村地區的老年人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置于城鄉二元體系中,去剖析農村老年人作為社會實體的鏡像性存在。農村老年人在被動式自我養老、家庭贍養的自適應性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產生的公共性問題引起了學界對農村老年人物質和精神贍養境況的高度關注。在社會發生急速轉型的背景下,如果固守傳統的養老模式,則將使農村老年人無法享受到現代化養老方式帶來的便利。而且,鑒于社會現代化發展的趨勢以及年輕一代與老年一代之間在養老智能化上的不同認知,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模式也必須向智能化發展?傊,傳統的農村贍養模式向智能化方向轉型已經成為必然趨勢。

          智慧養老是依托信息化平臺,在“互聯網+”模式下運行的智能服務體系,具有典型的城市化生活特征。這決定了Z省部分農村即使引進了智慧養老模式,但受當地農村傳統生活方式的限制,無法在短時間內順利融入。這也是緣于農村老年人群體的“數字化”貧困。本研究調查數據顯示,農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對智能產品的掌握能力不強,能熟練使用電腦的僅為17.9%,熟練使用手機的僅為25.9%,僅14.2%的受訪者表示愿意通過網絡系統訂購社區養老服務。

          農村老年人在面對智能型養老服務時,存在著“既愿接受,又很懷疑”的矛盾心理,對基于信息技術的服務供給模式持懷疑態度。老年人的這種懷疑態度常常轉化為對傳統模式的懷戀和對當下智能服務體驗的失重感。這兩種矛盾心理交織而成一種困頓體驗,使老年人在“嘗新與退避”之間舉棋不定,游離于傳統和現代的邊緣。雖然智慧養老能夠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命質量,但是農村老年人在智能型養老設備使用等方面存在困難,導致農村老年人并不能享受到智慧養老帶來的便捷服務。

          (2)城鎮化變革與個體生命歷程的影響。

          在市場經濟的驅動下,優質的養老資源富集于城鎮,呈現出省會、地級市、縣級市、鄉村依次遞減的格局。[6]雖然國家不斷出臺針對農村養老服務供給體系的扶持性政策,但是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的生存仍然艱難。用于投資運營的經費有限,經費的緊張則又阻礙了智慧養老設備的更新,從而制約了養老條件的改善,農村地區的養老質量提升存在困難。筆者在收集問卷的過程中對6個農村社區的養老院進行了觀察,其中4個農村社區養老院在房間安裝的智能可視設備較為陳舊,且沒有投入實際使用。有1個農村社區養老院設置了專門的電腦室,但日常不對老年人開放。對此這一養老院的負責人表示:“這個其實就是用來迎接參觀的,這里住的老年人也沒幾個會用電腦。”另外1個農村社區養老院則沒有任何智能設施,其負責人談及智能化設施時表示,經費維持日常運營都很艱難,并沒有也不會投入其他經費購買智能設備。

          近年來,農村人口流失較為嚴重。農村人口的“空心化”影響了鄉村振興的進一步推進以及農村養老的人才隊伍建設。在農村智慧養老建設中,負責農村老年人醫療護理以及精神慰藉服務的專業人士以及負責信息化平臺的技術人員,在一定層面上對農村養老物質條件的提升和養老文化的現代化轉型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在一些農村地區養老服務供給體系的布局和調整中,大量的村辦養老院、老年活動中心被撤并,技術人才流失,信息化設備荒廢。本研究所調查的農村養老院的負責人表示,人才流動太大,現有的人員配置完全不能滿足日常老年人照顧的需要。同時經費匱乏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智慧養老”在農村地區推行落實過程中面臨著人才與資金雙重匱乏的困境。

          智慧養老在農村地區的普及是當代農村老年人生命歷程城鎮化的體現。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村老年人的個體行動與當地的社會結構之間產生了復雜的互動關系。戶籍制度的改革正逐漸彌合城鄉二元結構;基礎設施建設的范圍逐漸擴張,保證了每個村民能夠使用到更為優質的公共服務設施。然而,鄉土倫理的現代化轉型在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念的同時,也形成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

          社會結構的變遷影響著個體的生命歷程。首先,農村老年人受制于農村社會整體的發展水平,難以完全享受到現代公共服務的便利。這也是城市智慧養老模式在農村地區“水土不服”的客觀原因。其次,城鎮化的推進引發了傳統鄉土倫理的“危機”,圍繞著“智慧養老”,傳統?現代價值觀念的沖突演化為老年人?年輕人的代際沖突。城鎮化所帶來的宏觀社會結構的改變確實為農村老年人接受智慧養老模式提供了機遇,但是也需要注意到,城鎮化可能會阻滯農村養老的現代化進程。

          (三)政府主導下的“質”“量”博弈:行業標準與規模經濟

          涉及我國“互聯網+”養老服務供給標準的政策文件主要側重于醫療衛生的制度管理,未能與特定的養老服務需求形成精準對接。與智慧養老服務專業和與智慧養老專業人才培養相關的政策文件不多。[7]在智慧養老行業服務標準缺失的狀況下,大多數養老服務機構對于特殊服務對象需求的評估標準、從業人員的崗位職責的范圍劃定已遠不適應現今養老服務行業發展的需要。相關政策文件的制定主要關注宏觀層面,缺少具體的可操作性指標。我國的智慧養老服務行業缺乏易執行的服務標準和規范,有關智慧養老服務的專業資質、行業規范、設施設備等方面的標準亟待完善。同時,缺少全國性的服務標準與規范,需要統籌分布在不同地方的規范性文件。智慧養老服務如果缺乏統一的行業標準,將難以發揮產業整體的內生動力,不利于實現養老產業“云化”管理。

          在建設與布局農村智慧養老體系的進程中,當地政府片面追求最低成本前提下的規模最大化,將農村智慧養老體系建設簡單理解為安置智慧養老設備,盲目擴大農村地區智慧養老服務設施的規模。在政績達標的驅使下,當地政府部門過度追求農村智慧養老的基本規模效益。但又受制于財政壓力,政府部門傾向于有選擇性地投資農村智慧養老服務項目建設,以及部分節約投資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服務項目落地。[18]對于服務質量的提高、專業人員的培訓、相關配套設施的完善等則有選擇性地、變通式地、被動式地執行。農村地區的智慧養老體系建構涉及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等多方面因素,在具體實施之前,需要進行系統性的科學論證和評估。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理智慧養老問題時把真正關注點放在經濟效益而非社會服務上,因而未能綜合各方因素進行充分統籌和協調,也沒有綜合考量各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僅憑行政經驗和經濟效益最大化進行決策。本次調查發現,大部分老年人對于政府推動的“智慧養老”建設并不熟悉。這也說明,當地政府并未從老年人自身視角出發構建符合老年人需要的“智慧養老”模式,使智慧養老的政策實踐與直接受益主體脫節,并由此引發一系列智慧養老難題。

          四、政策建議:農村智慧養老服務供給的路徑選擇

          Z省農村地區的智慧養老難題源于城鄉之間的數字化鴻溝。對于農村老年人而言,由于其整體受教育水平較低,加之智慧養老設備的引入和使用需要一定的經濟支持,農村老年人的觸網率普遍較低,智慧養老設備的使用較少。同時,農村人口的“空心化”也加劇了農村智慧養老方面的人力資源流失。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在很短的歷史時期內快速展開,許多社會政策雖然旨在推動城鄉一體化,但是在農村的實踐并未獲得與城市相同的預期效果。因此,智慧養老模式的推行需要多方的共同助力,在智慧養老的人才隊伍建設、社會網絡優化、智慧養老平臺搭建等方面推動農村智慧養老模式進一步發展。

          (一)完善智慧養老服務的人才結構與培養體系

          我國智慧養老服務行業面臨的最主要困境是一線專業人才缺失。國家應從頂層設計入手,分步驟地推進智慧養老服務的專業人才培養。

          第一步是建立具有當地特色的中長期智慧養老服務人才規劃。對于不同農村地區的養老服務建設,當地政府應深入落實“一村一品”的理念,建立符合地方特色的智慧養老服務的人才培養機制。根據當地老齡人口規模及鄉土特色文化,制定與當地人口密度、人口死亡率、養老機構規模、服務數量和質量、設備設施情況相適應的養老服務人才保險制度、社會福利以及激勵機制,吸納優質專業化人才,提升當地智慧養老服務質量。在智慧養老服務行業較為發達的城市建立多層次的專業人才培養體系,通過建立示范性智慧養老服務社區,鼓勵政府放寬對人才培養機構的貸款限制,減輕資金短缺壓力,形成以養老服務專業人才培養機構、城市智慧養老服務社區、農村健康養老服務業為一體的共贏生態圈,打造完整的基層智慧養老專業人才的培育鏈條。

          第二步是建立完善的基層專業人才培養體制。動員政府部門、社會組織、高等院校以及相關領域的高職高專等多方力量,施行涵蓋老年醫療、保健康復、營養調配、心理咨詢等復合型技術培訓以及綜合性服務規劃。鼓勵當地養老機構設置以醫療養護人員、心理咨詢師和醫療保健師為核心的專業技術崗位,選拔基層從業人員到高等院校進修老年心理學、老年社會學、“互聯網+”技術以及數據庫管理等課程,以提升護理服務水平。[19]

          第三步是建立健全智慧養老基層服務人才職業體系。完善從業人員信用評價體系和信息平臺,構建全國基層智慧養老從業人員數據庫,對全國范圍內的從業者進行“云化”管理,全方位對從業人員的教育背景、專業素養、工作經歷等個人基本信息進行登記和管理,提高從業人員的質量,保證基層服務人員隊伍的先進性。為吸納優質人才、拓寬人才供給渠道,應設置合理的酬薪激勵與事業晉升機制,吸引更多專業人才轉崗一線,并發揮當地退休醫務工作者、低齡老年人等內生力量對智慧養老服務的作用。同時完善職業認證機制,逐步提高老年康復師、社會組織管理者、老年健康風險評估師等高層次養老服務人員的崗位標準,開展包括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能、職業信用等指標在內的全方位系統性評價工作,使其成為智慧養老基層服務人才職業認證管理體系的重要維度。

          (二)農村老年人養老社會網絡的建構

          農村青年的流失加劇了農村的“空心化”問題,傳統的子代養老模式逐漸被打破,農村老年人的“空巢式養老”成為主流。這意味著子代對老年人的代際反哺不夠,他們無法參與到老年人對于智慧養老體系相關知識的學習、智慧養老設備使用等過程中,這將進一步造成農村老年人因無法適應和學習新興事物而導致的“福利貧困”。同時,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革也使得農村老年人社會網絡體系出現改變,原先鄉村的熟人社會開始轉向半熟人社會,老年人的社會網絡支持正在減弱,來自于社區和政府的社會支持需要加強。

          因此,一方面要呼吁農村青年利用閑暇時間加強與父母的交流,鼓勵和幫助他們積極學習互聯網智慧養老設備等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和政府要通過各種方式幫助農村老年人形成積極正面的養老新觀念。農村社區在關注當地養老機構、智慧養老物質條件準備的同時,更應該傾聽農村老年人對智慧養老的實際需要,通過基線調查等方式進一步掌握當地老年人的智慧養老觀念和具體要求,以便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現實依據。當地政府也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將社會工作引入農村智慧養老體系中,通過定期開展“互聯網+”等學習活動,讓農村老年人能夠掌握基本的智能設備使用知識。通過個體、社區、政府、社會組織的多方合力,重新構建農村老年人養老的社會支持網絡,讓老年人能夠真正享受到智慧養老所帶來的福祉。

          (三)建立智慧養老“云化”管理平臺

          建立智慧養老數據信息平臺可有效緩解地域間養老服務數據平臺建設的不平衡問題,推動養老信息公共服務均等化。養老數據信息平臺的穩定性、安全性、便捷性和可及性至關重要。應保證硬件的設備配置、電力、存儲選址、網絡條件等具有良好而又穩定的運行環境。在軟件方面,數據庫應獨立可靠,防止數據丟失及泄露。采用內外網物理隔離以及防火墻等方式,確保網絡安全。在平臺使用的便捷性方面,應運用大字體或語音等無障礙技術,暢通老年人及社會各界人士的登錄入口,增強平臺使用的可及性和人性化,努力縮小技術鴻溝。

          全國統一的智慧養老數據信息平臺有利于地域間的信息交換與溝通,實現城市與農村在研究團隊與人員培訓等方面的資源共享。數據平臺是民政、殘聯、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各政府部門在養老服務資源方面的接口,也是居家養老、社區養老、機構養老聯動的紐帶。應實現數據信息平臺在管理系統、準入系統、評估系統、信息采集系統等大數據系統方面的整合與對接。對平臺的完善要隨時跟進,隨著技術的發展、養老需求的變化,數據平臺的項目應不斷拓展,以適應養老發展的需求。

          智慧養老數據信息平臺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城鄉優勢,形成集成、聯動的現代養老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呈現出流程化的運行局面。該數據平臺承擔了從初期人才團隊組建、中期信息采集與評估以及后期數據分析與確定干預策略的任務。既發揮了中央政府在初期人才團隊組建以及后期數據分析方面的優勢,又吸納了地方在數據采集與具體實施方面的長處。數據信息平臺應設置管理組、數據采集組與分析研究組等,使它們既相互獨立,又緊密合作。對城鄉養老機構的時空分布、設備設施、供給能力、拓展規模等情況,應當進行綜合分析,把握特定地區智慧養老發展的整體狀況,并結合當地老年人的個別化需求,分析當地養老服務的供需平衡情況。[20]在最后的干預實施階段,應定期向數據信息平臺上傳統計分析數據,使不同地區的智慧養老發展情況能被及時掌握,使養老服務供給嚴重缺乏的區域能被及時發現,從而準確、有效地建立養老服務安全保障預警機制,并宏觀調控市場要素的流動,實現公共養老資源在特定地區的精準投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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