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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應用下項目主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計算機應用論文發布時間:2021-12-31 09:05:42瀏覽:

        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信任環境和建筑信息模型(BIM)是促使工程項目主體間合作創新并提升其績效的關鍵因素。本文基于關系交換理論和媒介同步理論,引入基于BIM的信息共享質量和協調可視性兩個重要變量

           摘 要: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信任環境和建筑信息模型(BIM)是促使工程項目主體間合作創新并提升其績效的關鍵因素。本文基于關系交換理論和媒介同步理論,引入基于BIM的信息共享質量和協調可視性兩個重要變量,構建了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的理論模型。通過對299份建筑企業調研數據的統計分析,結果表明: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不僅直接正向影響合作創新績效,還通過信息共享質量的部分中介作用間接影響合作創新績效;協調可視性不但正向調節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信息共享質量之間的關系,還增強了信息共享質量的中介作用,存在被調節的中介效應。

          關鍵詞:信任合作方;我方的被信任感;信息共享質量;協調可視性;合作創新績效

          中圖分類號:F27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5192(2021)06-0076-08

          doi:10.11847/fj.40.6.76

        信息通信技術

          《信息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雙月刊)2007年創刊,主要是反映國內外信息通信技術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信息通信技術交流平臺,推廣先進信息通信業務和應用,為我國建設信息社會和創新型國家服務。

          Abstract:In the information age, trust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BIM) are the key factors in promoting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among project stakeholders. Based on therelational exchange theory and media synchronicity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wo important variables of quality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ordination visibility based on BIM, and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feeling trusted and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299 survey data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feeling trusted not only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ffect 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partial mediation role of quality of information sharing; in addition, coordination visibility not onl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feeling trusted and quality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lso enhances the mediating of quality of information sharing, which means there exis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Key words:trust in the partner; our feeling trusted; quality of information sharing; coordination visibility;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1 引言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作為一種有望解決長期困擾建筑業績效問題的創新方法之一[1],不僅可對工程項目施工成本、質量和進度進行有效管理,而且促進了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而創新生態系統中的合作創新績效取決于系統成員之間的有效互動[2]。相關調查顯示,合作伙伴間的不信任關系使得14%的合作公司不得不推遲或放棄他們的創新項目。同時考慮到BIM支持不同參與方通過BIM平臺進行信息共享[3],故BIM應用下設計方和施工方的合作將發生在虛擬環境中,而建立和維護信任,對于虛擬情境下項目的合作創新績效至關重要。因此,當BIM跨越組織構建共同的協作平臺時,基于項目的組織間信任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突出。

          合作創新績效的研究多以知識、能力和關系治理為主題。如Wu等[4]研究指出相比于契約治理,組織間的信任更容易影響合作創新績效。然而,并未有學者將組織間的被信任感作為合作創新績效的前因變量進行深入討論。鑒于感知的信任會導致被信任的人有義務或責任去履行信任者的期望職責或任務[5],有利于構建組織間良好的創新互動氛圍和優化創新決策過程。故本研究基于BIM應用下項目的設計方和施工方合作視角,重點關注信任的兩種表現形式(彼此的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其次,關系交換理論認為信任環境會使合作伙伴變得更加團結,促進組織間的合作行為,提高雙方的合作績效[6]。而信息共享行為作為溝通和協作過程的核心活動,有助于在基于信任的合作創新中創造共同價值[7]。同時考慮到在應用BIM的項目中,設計方和施工方將共用一套BIM模型,有助于改善雙方信息交流和交換的質量,故本研究引入信息共享質量作為中介變量。此外,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信息共享質量-合作創新績效”的作用邊界,即基于BIM的協調可視性的調節作用。Dube和Robey[8]研究指出基于信息技術的協調可視性可以更好地評估協作工作中計算機介導的交互過程。同時,媒介同步理論也指出媒介能力和執行任務所需的通信流程之間的匹配是媒介有效使用的前提[9]。當媒介能力與流程保持一致時,績效將得到增強。而在應用BIM的項目中,基于BIM的協調可視性是信息分析結果的呈現,不僅有助于增強合作方對我方技術水平的信任,而且提高了信息的整合和共享質量。最后,本研究整合信息共享質量的中介作用和協調可視性的調節作用,提出被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以便明晰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影響合作創新績效的微觀機理。

          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現有關于信任對合作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多基于信任他人這種單方面的視角,而本研究將被信任感從信任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從關系交換理論視角探討了項目管理領域信任和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第二,以往信息共享質量的研究多關注信息共享本身的質量,缺乏信息共享的途徑對信息共享質量的影響。而本研究將通過評估BIM對信息共享的及時性、必要性和有用性的影響程度來衡量信息共享質量,充實了信息共享質量的研究。第三,基于媒介同步理論,將協調可視性作為邊界條件進行分析,豐富了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影響合作創新績效的研究體系。

          2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2.1 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

          Rousseau等[10]將信任定義為基于對他人意圖或行為的積極預期而愿意承擔風險的一種心理狀態。而被信任感是指被信任的一方對自己是否被其他人信任的感知[5],這種感知不僅是工作角色主動導向的一種心理授權,而且會使被信任的人覺得有義務、有能力、有信心去實現信任者的期望。

          信任通過內在動機而不是外在動機影響合作伙伴的行為。組織間信任互動有助于供應鏈中的其他參與者獲取有價值的知識和新穎的想法,進而做出創新決策,促進創新活動,提高合作創新的價值和績效水平[11]。同時,Bechky和Okhuysen[12]研究發現針對項目環境中的特定問題和不可預見的情況,基于信任的合作組織更有可能擁有創新解決方案的能力,這種過程創新能力將促進組織整合和鏈接創新過程,增加創新活動的數量、多樣性和參與度,突出合作創新的競爭優勢。此外,相關研究表明,信任是創新的決定性因素,低信任環境會阻礙創新[13],降低合作創新績效。

          信任是導致他人積極互動的歸因。我方的被信任感會觸發皮格馬利翁效應[14],增強我方的受尊重感和安全感,縮短組織間的心理距離,促使我方表現出積極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行為[15]。Laan等[16]研究指出承包商的被信任感可能會增強其遵守職責的意愿,并向業主反饋有價值的策略。Lau等[17]研究發現感知到業主信任的承包商可能會對自己的能力有更強的信心,并以更值得信賴的方式完成項目任務,加強與業主的工作關系。此外,關系交換理論認為良好的合作行為能促進合作績效的產生。Wu等[4]研究也發現組織間的合作行為會對合作創新項目績效產生正向的影響。故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1 信任合作方對合作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 我方的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2 信息共享質量的中介作用

          Shih等[18]將信息共享質量定義為在協作過程中協作技術對信息共享的及時性、必要性和有用性的影響程度。項目合作伙伴通過合作創新平臺進行知識和信息的共享,便于更好地理解和應對競爭環境,更容易地將知識和信息整合為一體,優化協同效應,提高績效指標[19]?紤]到工程項目中設計和施工環境的碎片化以及需要在不同的參與方間交換大量的信息,BIM對協作的支持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需要。Liu等[20]研究指出BIM技術的出現改變了項目主體間信息共享的方式,設計師和承包商在BIM環境中緊密合作時,彼此間會通過BIM平臺進行信息共享,以幫助合作伙伴更好地理解他們的期望,預測他們的行動,并表現出互助的意愿。故本研究通過評估BIM對工程項目主體間信息共享的及時性、必要性和有用性的影響程度來衡量信息共享質量。

          Al-Hakim[21]研究指出供應鏈組織間有效的信息共享需要信任和承諾為基礎,并強調信息共享質量取決于信任水平。劉剛和王嵐[22]研究也表明相互信任能顯著促進企業間的信息共享。被信任感更強調對他人積極期許的感知及對他人樂于承擔風險的認知,我方基于對合作方的合理風險分擔、重要信息共享、共同制定決策問題以及對我方委以重任等行為進行感知,將激發我方的受尊重感,深度喚醒合作方對我方信任的認知,同時激勵我方履行有利于合作方的行為[14],進而分享及時、有用和必要的信息。而BIM的出現彌補了工程項目中以紙質文檔為主要信息交流方式的不足,更多的項目主體傾向于通過BIM平臺交換信息,提高了信息共享質量,促進了更好的溝通[20]。此外,創新是信息和知識整合的過程,Wang和Hu[19]研究發現供應鏈網絡中積極共享知識和信息的行為將有助于企業獲取更多參與合作創新活動的機會,獲得更高的合作創新績效。Yang等[23]研究指出及時、準確和完整的信息共享能夠協調參與者之間的溝通,降低信息不對稱的影響,優化創新績效的決策過程,進而推進創新活動的實施和提高創新績效水平。故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3 信息共享質量在信任合作方與合作創新績效間具有中介作用。

          H4 信息共享質量在我方的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間具有中介作用。

          2.3 協調可視性的調節作用

          Shih等[18]將協調可視性定義為在協作工作中使用協作技術對組織間工作流程、協調過程和協調結果可見程度的影響,而協作技術用于協調和溝通協作工作的可視性主要取決于技術使用與組織慣例的契合程度。鑒于工程項目中動態和分散的物理環境,基于BIM的協調可視化功能與項目工作流程、協調過程和協調結果的信息流之間的匹配是提供流程透明度的重要方式[24]。故本研究通過評估BIM對工程項目主體間工作流程、協調過程和協調結果可見程度的影響來衡量協調可視性。

          BIM作為項目主體間思想交流和信息共享的工具[20],主要應用于協調復雜項目系統。Grilo和Jardim-Goncalves[25]研究認為工程項目中完整的3D-BIM模型能夠將施工性和施工順序透明化,達到可視化整體施工進度的效果,促進組織間一致的群體行為,減少信息交流和交換過程中的障礙。所以在信任合作方或感知到合作方對我方信任的狀態下,我方利用BIM對工作流程、協調過程和結果的可見程度會影響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的水平,增強我方分享及時、必要和有用信息的意愿。此外,Shih等[18]研究指出協調可視性能夠為組織間不同類型的依賴關系提供關鍵信息,并指出協調和溝通過程的可視性有助于參與者創建有價值的信息共享,從而提高組織間信息共享質量。故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5 協調可視性正向調節信任合作方與信息共享質量之間的關系,即當協調可視性高時,信任合作方對信息共享質量的正向影響較強。

          H6 協調可視性正向調節我方的被信任感與信息共享質量之間的關系,即當協調可視性高時,我方的被信任感對信息共享質量的正向影響較強。

          2.4 被調節的中介效應

          H3和H4是研究信息共享質量在組織間信任、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作用,H5和H6是研究協調可視性對組織間信任、被信任感與信息共享質量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整合中介作用和調節作用的理論推導邏輯[26],本研究構建了一個被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具體而言,組織基于BIM的協調可視性較高時,組織間的協調和溝通過程將置于更加安全和透明的環境中,溝通網絡、用戶行為和知識的可視性將有助于減少用戶對群體溝通中多數不利影響的恐懼,增強組織間的信任氛圍和促進組織間更加積極的信息共享互動,提高合作創新績效。反之,如果協調可視性較低時,組織間的機會主義行為增多,監控需求成本升高,不利于項目主體間信任環境的構建和信息的共享,進而降低合作創新績效水平。故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7 協調可視性正向調節信息共享質量在信任合作方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所發揮的中介作用。

          H8 協調可視性正向調節信息共享質量在我方的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所發揮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3 研究方法

          3.1 數據收集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方法收集研究資料。調查對象主要為項目的設計方或施工方中參與BIM應用的專業人士,包括設計師、項目經理、BIM咨詢顧問和項目工程師等。原因在于設計方和施工方是BIM在工程項目中的主要應用主體,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樣本的潛在偏差。此外,本研究所調查的項目類型涉及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和鐵路、公路工程等,并要求被試者選擇最近完成的基于BIM的項目回答問題,以提高記憶的準確率。正式問卷的發放時間為2019年1月至4月,共計發放問卷400份,有效回復299份,有效回復率為74.8%。

          在299個有效樣本中,項目設計方占37.4%,施工方占62.6%;組織使用BIM技術的歷史方面,不足2年的占33.1%,2~5年的占41.5%,5~8年的占13.4%,8年以上的占12.0%;組織所有權形式方面,民營企業占28.4%,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54.5%,外資企業占11.4%,其它所有權性質企業占5.7%;項目規模方面,低于5000萬的占21.4%,5000萬~2億的占36.1%,2億~10億的占24.7%,10億以上的占17.8%;項目持續時間方面,不足2年的占26.1%,2~4年的占50.8%,4~6年的占14.0%,6年以上的占9.1%。

          3.2 變量測量

          本研究的測項均來源于現有文獻中的成熟量表,并根據實際背景進行了修改。測項初步完成后,通過電子郵件對23名設計人員和BIM工程師進行了預調研,初步檢驗相關構念的有效性。根據預調研的反饋,對問卷中部分測項進行修改完善。正式問卷中,除控制變量外,所有變量均采用5級李克特量表進行評估(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根據Zhang等[27]的研究結果對信任合作方和我方的被信任感進行了測度,其中信任合作方的測度包含7個題項,典型題項如“我方相信合作方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均能勝任”;我方的被信任感的測度包含4個題項,典型題項如“合作方會對我方委以重任”;赪u[28]的研究成果對合作創新績效進行了測度,包含5個題項,典型題項如“在最近完成的應用BIM的項目中,雙方通過合作提高了項目的質量”。借鑒Shih等[18]開發的3個題項對信息共享質量進行了測度,典型題項如“我方愿意使用BIM技術與合作方分享及時的信息”,而本研究中的“信息”是指受訪者在使用BIM技術進行協作工作時訪問的文件、電子郵件和圖表輸出。采用Shih等[18]的研究成果對協調可視性進行了測度,包含3個題項,典型題項如“通過BIM技術我方能夠理解協作工作的工作流程”。此外,為了避免其它變量對BIM應用下項目的合作創新績效產生影響,本研究選取組織使用BIM技術的歷史、組織所有權形式、項目規模和項目持續時間作為控制變量。

          4 研究結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對調查研究的不利影響,本研究調查中,一是要求被邀請者選擇最近完成的基于BIM的項目回答問題,以提高被邀請者記憶的準確率,減少可能的反應偏差。二是被邀請者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不同組織和不同類型項目,降低了因測量環境導致的共同方法偏差。此外,本研究對變量進行了Harman單因素檢驗,第一個公因子解釋了37.82%的方差,未超過40%,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對研究結果的影響較小。

          4.2 信度與效度檢驗

          首先,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進行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和有效性檢驗。信任合作方、我方的被信任感、信息共享質量、協調可視性和合作創新績效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別為0.950、0.905、0.849、0.926、0.950,均大于0.8,表明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其次,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對研究變量的區分效度進行評估。分別建立五因子、四因子、三因子、二因子和單因子模型,分析結果顯示:信任合作方、我方的被信任感、信息共享質量、協調可視性和合作創新績效五因子模型的擬合優度指數最佳(λ2/df=1.686,GFI=0.913,NFI=0.943,RMSEA=0.048),表明本研究的變量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

          4.3 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顯著正相關(β=0.360,p<0.01;β=0.427,p<0.01),信息共享質量與合作創新績效顯著正相關(β=0.383,p<0.01),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信息共享質量顯著正相關(β=0.398,p<0.01;β=0.487,p<0.01),這些結果為假設驗證提供了初步數據支持。

          4.4 假設檢驗

          本研究采用分層回歸分析和Bootstrapping方法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同時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的影響,在構造交互項時,將自變量和調節變量進行了中心化處理。

          4.4.1 主效應的檢驗

          為檢驗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效應,構建以合作創新績效為因變量的模型1和模型2。由表1可知,信任合作方正向影響合作創新績效(模型2,β=0.248,p<0.001),我方的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顯著正相關(模型2,β=0.350,p<0.001)。因此,H1和H2得到支持。

          4.4.2 中介效應的檢驗

          為檢驗信息共享質量的中介效應,構建模型3、模型4和模型6;貧w結果顯示: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對信息共享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模型6,β=0.287,p<0.001;β=0.403,p<0.001),信息共享質量對合作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模型3,β=0.391,p<0.001)。在模型中加入中介變量信息共享質量后,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仍然顯著,但系數明顯降低(模型4,β=0.197,p<0.001;β=0.278,p<0.001),而信息共享質量對合作創新績效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模型4,β=0.178,p<0.01)。由Baron和Kenny[29]的中介變量檢驗方法可知,H3和H4得到部分支持,即信息共享質量在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的關系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

          4.4.3 調節效應的檢驗

          為檢驗協調可視性對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信息共享質量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在模型6的基礎上依次加入協調可視性、信任合作方和協調可視性的交互項以及我方的被信任感和協調可視性的交互項,構建模型7和模型8。由表1可知,信任合作方和協調可視性的交互項對信息共享質量產生顯著正向影響(模型8,β=0.130,p<0.05),我方的被信任感和協調可視性的交互項對信息共享質量產生顯著正向影響(模型8,β=0.144,p<0.01)。因此,H5和H6得到驗證。為了檢驗調節效應是否與原假設一致,作出如圖2、圖3所示的調節效應圖,刻畫不同程度協調可視性下信任合作方和我方的被信任感對信息共享質量影響的差異。

          4.4.4 被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本研究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Bootstrap程序檢驗被調節的中介效應。不同協調可視性水平下的中介效應如表2所示。低協調可視性水平時,95%置信區間(-0.007,0.094)包含了0,說明信息共享質量在信任合作方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效應不顯著;而在高協調可視性水平時,信息共享質量的中介效應值為0.181,95%的置信區間為(0.097,0.265),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兩水平下,中介效應的差值為0.143,95%的置信區間為(0.069,0.225),不包含0,差異顯著?梢,協調可視性增強了信息共享質量在信任合作方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效應,H7得到支持。同上分析可得,協調可視性也調節了信息共享質量在我方的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效應,協調可視性越強,信息共享質量在我方的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作用越強,H8也得到支持。

          5 研究結論與討論

          5.1 研究結論

          基于BIM對構建信息共享及可視化平臺的重要支持,本研究結合關系交換理論和媒介同步理論,將信息共享質量作為中介變量,協調可視性作為調節變量,深入探究了BIM應用下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機理,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正向影響合作創新績效。首先,信任合作方與合作創新績效顯著正相關,即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關系將促進組織間的合作行為、優化創新互動氛圍和增強創新能力,進而影響合作創新績效。上述結論與Wu等[4]的研究發現具有一致性。其次,我方的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顯著正相關。即感知的信任有助于增強我方的安全感,縮短組織間心理距離和創造積極的合作創新環境。

          (2)信息共享質量在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的關系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這為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提供了額外的支持。組織間的信任和被信任感有利于減少交易成本和增加信息共享。同時,對于高度相互依賴的協作工作,信息共享會促進組織間建立一致的群體行為,提升合作創新績效指標。此外,組織間的信任和被信任感會激發組織間有效的互動,而信息共享行為僅作為互動的一種形式,因此信息共享質量并不能完全中介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

          (3)協調可視性不僅正向調節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信息共享質量之間的關系,而且正向調節信息共享質量的中介效應;贐IM的協調可視性提高了組織間工作流程、協調過程和協調結果的透明度,使得項目的管理狀態變得更加清晰,進一步增加了組織雙方對彼此技術水平的信任,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的影響,故高協調可視性會促進信任狀態下信息共享質量。此外,協調可視性顯著增強了信息共享質量在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作用。即在協調可視性的影響下,“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信息共享質量—合作創新績效”這一影響機制還存在被調節的中介效應。

          5.2 理論貢獻

          首先,現有研究僅探討了信任他人對合作創新績效的作用,并未深入考慮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對信任關系的感知區別。因此,本研究將被信任感從信任的研究中獨立出來,深入剖析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同時將信任和被信任感與關系交換理論相結合,突出了彼此信任作為交換實體的重要作用。

          其次,區別于“組織間信息交流所達到的、與其要求的一致程度”的信息共享質量一般定義,本研究重點關注協作技術對信息共享的及時性、必要性和有用性的影響程度。從BIM視角剖析了信息共享質量在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作用,打開了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之間的“黑箱”。

          最后,本研究將協調可視性和媒介同步理論相結合,為揭示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此外,與傳統的調節效應相比,本研究采用被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能更清晰地闡釋“組織間的信任和被信任感—信息共享質量—合作創新績效”整體關系如何隨基于BIM的協調可視性水平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微觀作用機理。

          5.3 管理啟示

          本研究為項目相關方提供了如下管理啟示:

          第一,項目相關方成員要意識到信任和被信任感的重要功能。信任合作方不僅意味著我方愿意承擔合作風險,而且給予合作方積極期望的暗示,這種暗示會促進組織間創新活動的實施和創新決策的執行。因此項目相關方的高層管理者應關注合作方對組織間信任氛圍的感知,及時了解合作方的工作需求和困難,并提供可行的指導建議和必要的資源支持。同時,被信任感代表著一種積極的贊美,受托人往往愿意接受這種信息,這對受托人自尊心、安全感和重要性認知的建立至關重要,故項目相關方也應該積極從合作方的行為中感知其對我方的信任程度,如合作方提出合理風險分擔的建議、分享重要的信息、與我方共同商議重要決策問題等,通過感知合作方的信任行為,進一步夯實組織間的信任基礎,提高雙方的合作創新產出。

          第二,項目相關方應重視跨組織項目中基于BIM的信息共享質量的作用。BIM的應用改變了建筑企業間信息共享和協作的方式。因此,項目相關方應制定基于BIM的信息共享策略,著重提高信息整合和優化能力,進一步增強BIM應用下信息共享的質量。同時,信息共享是企業向合作創新伙伴展示其擁有潛在價值知識的有效方式,這一信號增加了合作伙伴對與我方合作成功的信心,故項目相關方也應制定信息共享的激勵措施,提高組織成員信息共享的意愿。

          第三,項目相關方應加強基于BIM的可視化能力。BIM的可視化功能將組織間的合作過程置于更加透明的環境中,通過參與方之間的相互監督,減少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故項目相關方不僅應加大企業BIM可視化板塊的專用性資產投資,優化基于BIM的可視化平臺,而且應該為員工提供相關的培訓教育活動,以提高員工對基于BIM的可視化功能的運用能力。

          5.4 研究不足與未來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的問卷調查是由設計方或施工方參與應用BIM的專業人士填寫,并未對項目的設計方和施工方進行配對調研,可能會導致所收集的數據存在一定的同源偏差,因此,未來研究可通過配對調研等方法進一步探討BIM應用下項目的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其次,信息共享質量是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與合作創新績效的重要中介變量,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挖掘客觀存在的其它中介變量。最后,本研究是在組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的基礎上,探究影響合作創新績效的微觀機理,未來可以研究信任和被信任感的前置因素,進一步拓展該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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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應用下項目主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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